知识本来同情感一样的没有标准。

这样做的理由可以描述为一种语言哲学的考虑，即概念本身是抽象事物，只有着眼于具体的概念语言，才能有意义地谈论概念及其演变。本文则以之为例，说明基于概念谱系的哲学史书写传统之外，一种基于话语谱系的哲学史书写如何可能。

而他对实学的倡导，也是从名实关系的讨论开始，如所谓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。12谢无量:《中国哲学史校注》，第434页。而先秦以降，历来引人焦虑的语言问题仍是某一时代的思想话语出现名实分离、空洞无物的问题。不过，说起对之谓与谓之的研究，更成熟的戴震的观点，同样是要对名实之分给出原则性的说明。典型如黄宗羲说的，理气之名，由人而造，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，则谓之气，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，则谓之理。

32戴震:《戴震集》，第191页。在哲学史的叙述中，考证通常还是被看成清学陷于繁碎烦琐、缺乏哲学性（系统性或体系性）的象征。为了方便，有疑难问题时，便夜间彼此悬灯为记，次日相聚，相互解难释疑。

处事与接物之要，则是儒学的核心价值仁与义的具体体现。著名的鹅湖之会（1175年）就是一次很重要的学术交流。书院有一套教育理念和组织机构，有教育方针和方法，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，旁及各方面的文化知识，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知识。大学按朱子的说法，是讲格物致知之学，以正心诚意、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为目的，即所谓内圣外王之学。

特别是《四书集注》，虽是注解四书，却发挥了自己的思想，将他的思想体系融入其中，成为古人著述的代表性著作，并将著述与教学结合在一起，以此身体力行，教育学生。从北宋开始，张载、二程，到南宋的朱熹、陆九渊，直到明代的王阳明等思想家，都有这样的语录。

此后，许多书院仿照此学规以为学规，就不是偶然的了。后来，韩国出现了儒教，就是以乡村书院为基础发展起来的。比如后经朱子修复而成的白鹿洞书院，其前身就是唐朝李渤兄弟隐居读书之处，因养一白鹿而得名。到北宋中期，理学正式形成，以地域为名称的学派也先后建立，周敦颐的濂学、张载的关学、二程的洛学、苏轼父子的蜀学，相互响应。

书院还有一个重要功能，就是议论时事、批评时弊、发表政治主张的重要场所。朱子特别指出，书院的根本目的，是讲明理义以修其身，然后推以及人，非徒欲其务记览、为词章，以钓声名、取利禄而已也[4]。圣人与大人，是为人的最高标准，书院教育就是以此为培养目标。其中，五教之目即五伦，是德性伦理，以人性为基础。

说到底，是一种德性教育，即不是以获取具体知识为目的，而是以提高德性、实现理想人格为目的，以修身养性的实践教育为根本途径，其方法则自由灵活而又多样，如读书、问答、讲论、辩论等等都是主要方法，最后则归结为实践。此外，他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，到处游说，所到之处，都有学生跟随，随时都进行教学。

用王阳明的话说，大学者，昔儒以为大人之学也[8]。古代西方的大学也重视知识理性（托马斯·阿奎那），但以论证上帝存在为根本任务。

儒家学说包括理学，没有概念化、形式化的知识系统，而是一些实质系统，与这种方式有关。书院制度还随着理学向东亚国家的传播而播迁到韩国和日本。弟子有三千之多，其中大贤七十二人。[6]《朱文公文集·白鹿洞书院揭示》卷七十四，第9页。他们在书院著书立说，并不断完善自己的学说，创造出许多有价值的精神财富。书院的功能是多方面的。

中国古代的书院，虽然也学习知识，包括天文、历法、历史、算学等各个方面，但是在认知理性方面终有欠缺，因而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。有人以语录非本人亲著而否定其学术思想价值，这是不对的。

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，与儒家并称显学。[2] 班固：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，第2512页。

明朝以后，朱子理学及其著作正式传到韩国，被称为韩国大儒的李退溪，便在陶山书院教授朱子学，并写出了许多有特色的著作。朱子于1175年在福建建阳建成云谷晦庵草堂，与蔡元定所建立之西山精舍遥遥相对，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学问。

许多思想家和学者，通过书院的教学与交流活动，不断进行思想创造，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，建立不同学派，推动了思想学术的发展。总之，宋明以后，是书院最兴盛的时期，也是中国的教育文化最发达的时期。程颐在为皇帝讲课时，坚持要坐讲，而不是站着讲，就是为了坚持师道尊严于是，我就写了《情感与理性》这本书。

在中国哲学中，性当然不是实体，那么，推而广之，这个天、道是不是实体呢？我认为也不是实体。那么，中国哲学讲心灵，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它面对的是什么呢？显然，它是要解决心性关系问题，它所面对的就是天、道。

而牟先生讲境界完全是一种主观的心态，因为它在客观上开不出来，所以要以一种境界的心态来对待世界万物，因此他讲的境界基本上是一个主观形态的境界论。汤先生很支持我的研究，所以把这套书借给我看，我就读了这个书。

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，凡是讲儒学的大家，无不讲到仁，港台新儒家也是如此。这一点我体会是比较深的：研究中国哲学，你除了了解基本文献、了解西方哲学以外，当代哲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你也一定要读，这是绕不过去的。

就境界而言，冯先生有个基本思路。所以，儒家不是靠追求知识来获得一种权利、所谓知识就是权利，然后用知识权利来改造世界、以获得一种欲望的满足，而是通过陶冶性情、提升情感、实现人的德性，最后达到精神上的满足。关于境界，我是不同意冯先生和牟先生把境界仅仅归结为道家和佛教的，我认为儒、佛、道与西方哲学比较起来都是境界形态的哲学。（笑）当然，我提出问题与我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。

我认为境界就是心灵存在的一种方式，如果离开存在，还怎么谈境界呢？从概念认识方面去讲境界显然是不行的，而光讲一个主观心态也是不行的，实体论是很难成立的。我对一些年轻学者说过，对于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，你只能沿着他的足迹前进，而不能绕着走。

我认为，情感在儒学中所居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，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立足点，就像西方哲学以知性为立足点一样。当然，实体论也有它的一些有意思的讲法，只不过我觉得这个讲法对中国哲学来说不是太好，至少不是最好的讲法。

当然，这毫无疑问是受了当代新儒家的影响、启发，如果没有这种启发，我想我把我的研究确立为心性论研究恐怕会经历一个很大的曲折。有些书你不读不行啊，到后来你还得补读才行，因为你只能入乎其中才能出乎其外啊。